个人征信市场再破冰，外资也能分一杯羹？

中国个人征信市场，再次起风了？

时隔5年，中国个人征信市场化发展风头再起。

12月4日，央行的一纸公示了宣布了第二家个人征信机构到来——朴道征信，股东阵营包括北京金控、京东数科、小米、旷视等，成为继2018年初百行征信后的第二家个人征信机构，也是首家真正意义的市场化个人征信公司。

此前，11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采取“促进征信业发展提质的措施”，“积极稳妥推进个人征信机构准入，加大征信业开放力度”。

政策风向的变化已经让资本看到了中国个人征信市场的重启——在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一个月之后，近日全球个人征信巨头益博睿集团突然“反悔”，其官方微信号宣布将继续在中国大陆的业务，笃定押注中国个人征信市场。

从2015年8家个人征信试点却无法落地，到2018年初个人征信机构“破冰”百行征信的成立，再到第二家个人征信机构入局，很明显，监管的意图是要重新构建一批具有独立性的第三方征信机构，这将引发新一轮的市场遐想。

那么，与最初试水不同，历经两年多探索到第二家个人征信机构即将登场，是否意味着个人征信市场化竞争时代来临？在构建现代征信体系进程中，第二家的来临，能否加速推动更多元的力量如外资入局，第三家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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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人征信监管

换个「打开方式」再来

征信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行业，在市场开放上，监管亦步亦趋。对个人征信领域道路的探索也在反复试探、修正。

犹记得，2015年1月央行下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同意8家机构包括芝麻信用、腾讯征信、前海征信、鹏元征信、中诚信、中智诚、华道征信和考拉征信开始个人征信试点。

市场一度为之沸腾——个人征信市场终于开了口子，引起各路资本涌入，当时更是被称为：

“中国个人征信市场化元年”。

为了抢占“风口”，甚至有机构喊出了“时不我待”的口号。

在彼时互联网金融风投最劲的背景下，无论是阿里系、腾讯系抑或拉卡拉等公司，征信成为各家机构内部重点押注的版块。

各路公司纷纷招兵买马，组建最强的个人征信团队。如蚂蚁旗下的芝麻信用更是重金挖来原招商银行零售部总经理胡滔担任其总经理一职；一位金融科技高管曾表示，彼时其所在公司同时放出个贷和征信两个高管岗位，鉴于当时征信的战略意义更大，征信板块的岗位竞争更为激烈。

市场有多火？除了8家试点之外，还有太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往里头挤。据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在2017年一次演讲中透露，在全国工商登记中带有“征信”字样的企业，就有50多万家。

一位曾经供职上海资信的资深业者曾表示，其实当时申请试点的多数机构彼时并不真正了解征信，有的希望拿牌照提高估值，有的为了囤积稀缺资产，这也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这是后话。

如今看来，首批 8家试点机构确实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这一年，共享经济迎来爆发式发展，就连共享单车都有了五颜六色的阵营。2015年6月开始，芝麻信用分开始应用到租房、租车等生活场景，信用首次出圈金融，渗透入人们的生活场景中，个人征信场景的不断扩宽也让市场坚信其“钱景”无限。

曾有接近监管人士表示，央行之所以选择这8家机构看重的是其背后的大数据价值和技术能力。

然而这场尝试，最终证明：一场空。

依托大数据基础就真的能做好征信业务吗？2017年初，监管开始发出这样质疑，并在多个场合表示，“数据不能等同于征信。”

这意味着，经过两年的探索，央行对于手握大数据的科技公司涉足征信的尝试给了否定的答案。

监管换了个“打开方式”重新探索。2018年初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牵头，芝麻信用、腾讯征信、前海征信、考拉征信、鹏元征信等8家市场机构共同组建了第一家持牌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百行征信”。无论从组织架构上看，亦或是组建方式，“百行征信”更像是对首批8家试点公司一个不尽人意的交代。

民营资本，对于以真正市场化的方式组建个人征信公司，依旧意难平。

从目前，重新开闸后，第二家个人征信机构朴道征信依旧采取的是国有机构控股，即北京金控为大股东，股东包括京东数科、小米、旷视科技等。显然，与上一阶段探索不同，监管以更开放的思路，采取了政府推动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双轮驱动”模式，引入了与征信相关的场景方、数据方、技术方机构参股的方式，同时引入有限合伙股东，试图探索一种更为符合当下中国市场和监管下的个人征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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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孤岛等难题待解

最早探索个人征信市场化的8家机构得到的否定答案，不仅仅来自于监管，实际上也自于市场。

“需要征信数据的就是信贷机构，大家都是竞争对手，你想采集别人的数据，人家不可能给你。”央行征信中心原资深顾问李铭曾对媒体表示。

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存在利益冲突。

万存知深刻分析了当时探索失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大的BUG之一就是

第三方征信独立性问题。

“这8家各自依托某一个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发起创建，在业务或者公司治理结构上不具备或者不具有第三方征信独立性，存在比较严重的利益冲突。”

这会导致“大数据孤岛”信息共享难题。

“无共享，不征信。”征信的本质是信息服务，然而各家征信机构依托自身业务形成的闭环，客观上分割了市场的信息链，形成了一个个数据孤单，并不利于信息共享。

即使在百行征信成立后，这个难题仍未找到很好的解决路径。2019年9月,有媒体报道称，阿里和腾讯为代表的5家机构拒绝向百行征信提供个人征信数据。

虽然截至2020年10月底，百行征信已拓展金融机构超1800家，签约信贷数据共享机构近1000家，百行个人征信系统收录个人信息主体超1.5亿人。然而，女记发现不少小贷公司、消金公司仍未接入。“我们还没接入，只接入了央行征信中心，原以为各家股东之间是开放的，现在看来可能很多数据都不能打通。”

原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副主任汪路在《征信若干基本问题及其顶层设计》一书中，他谈及了个人征信机构发牌的标准——

其一是独立性，即独立于授信业务，没有已涉足授信金融业务的控股股东；第二是公众性，征信是市场经济重要的基础设施，为了公共利益最大化，不能由某家民营企业家掌控，未来甚至可以发展成一家没有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的上市公众公司；第三则是有公信力，既要有利于兼顾公益与效益的平衡，保障客观独立地进行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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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家还会远吗？

“第二家来了，第三家还会远吗？”对于征信市场而言，第二家的获批更在于打开了个人征信市场的“想象空间”。有业内指出，“这对整个市场，无疑是一针强心剂，数据只有流动起来才有价值，机构只有竞争起来才有动力。”

第三家到底会是谁？女记有个大胆的小猜测。日前，全球个人征信巨头益博睿集团在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一个月之后，突然“反悔”，其官方微信号宣布将继续在中国大陆的业务。

女记团队也从业内处获悉，退出消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做了很多努力，以及挽留。其中一种探讨便是未来益博睿极有可能会寻求在数据领域有优势的合作机构成立合资公司申请个人征信牌照。

确实，当前的中国个人征信仍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竞争需要适度竞争。汪路就认为，应该整合社会资本，新发起1到2家符合条件的基础征信机构，其特点和优势也有所差别，可在适度竞争中取长补短。

对照国外经验，发展一批有特色的、可与基础征信机构建立可持续市场合作关系的中小型征信服务机构，和若干有竞争力的信用评级机构。

与美国征信上百年的发展历史相比，中国征信20多年的探索也仅仅才入门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于个人征信更为成熟的海外市场，外资机构的入驻有利于给中国个人征信市场注入不一样的方案。

早在2017年，万存知就曾表示，“征信机构哪些人能办？一个人不能办，很多机构联合起来能办，外资能不能在中国办个人征信公司？答案是可以，外资和内资已实现国民待遇。”

以往，中国征信体系过于依赖政府推动，如今征信系统建设采取了政府推动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双轮驱动”模式。在新模式下，外资能否充分发挥“鲶鱼”效应，给中国征信市场带来更多竞争活力，是业内期待。

尤其是近年来线上信贷业务的迅猛发展，更是亟需完善的个人征信体系作为基础设施支撑，P2P的悲剧就验证了这点。早在去年，信而富董事长王征宇曾接受女记专访时表示，美式消费金融策略在中国碰壁了，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缺乏完整的征信服务体系。（详情请戳女记旧文《女记对话 | 王征宇独家回应《信而富梦断P2P》（上）：美式消费金融策略在中国碰壁了》）

然而，对于外资征信巨头而言，如何本土化、如何获得中国用户的个人征信数据？如何基于中国社会发展构建个人用户数据模型等等，这都是横亘在外资征信巨头面前的最大难题。因此，女记认为，益博睿极有可能引进具有数据能力的合作盟军。

此外，整个社会征信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多元化、市场化的力量，还需要在立法层面完善征信机构边界、数据使用规范与标准等问题，明确征信体系各参与方，即征信机构、数据提供商、用户和数据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日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就表示，一些科技公司利用市场优势，过度采集、使用企业和个人数据，甚至盗卖数据。去年11月，据央视新闻报道，江苏淮安警方依法打击了7家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公司，其中拉卡拉支付旗下的考拉征信涉嫌非法提供身份证返照查询9800多万次，获利3800万元。

不过，随着《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落地，监管部门也正在制定金融数据安全保护条例，构建更加有效的保护机制。“我们期待行业有新的立法进度，从数据收集、保护、使用的层面出台具体法律法规。”有业内表示。